现在的紫砂壶是非常流行的，很多人都会用它来泡茶以及收藏，还会养一些茶宠。但是你知道紫砂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它的发展高峰期、滥觞期都是什么时候呢?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介绍下吧。
目录
7、清代紫砂壶的发展 8、紫砂壶的发展史之成熟期
9、紫砂壶的发展史之高峰期 10、紫砂壶的发展史之复兴期
11、紫砂壶的发展史之滥觞期
追溯紫砂发展史
紫砂壶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发展迅速。如今的紫砂壶在各个时期的紫砂艺人的创作下，成就“方非一式，圆不一相”的美名。现代紫砂壶作品往往兼具使用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特别是名家制作的紫砂作品，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美术品。而宜兴紫砂壶的发展历史就是由这些紫砂艺人串联起来的。
1.明正德年间
紫砂壶正史始于此时。紫砂壶之父，供春(龚春)，成为第一位著名制壶大师。因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供春之壶，胜如金玉”，使得紫砂壶成为壶中之精品，开始了宜兴紫砂茶具的兴盛时期。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张岱《陶庵梦忆》中言道，宜兴罐以供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现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把失盖的树瘿壶，系供春的传器。自供春之后，与其同时代的制壶名家，有被誉为“四大家”的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还有李茂林。董以文巧著称，赵、元、时以古拙见长，李则擅长小圆壶。
2.明万历年间
活跃于此时的名家，有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欧正春等，其中以时大彬为最佳，余者则皆乃其弟子。时大彬自幼从父时朋学制壶，模仿供春，并自创一格，多做小壶，点缀在精致几案之上，更加符合饮茶品茗之趣味，故有“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之赞誉。
3.明末清初
这个阶段，宜兴紫砂壶业出现了一批技艺高超、风格多样而且多产的制壶艺人，知名者有陈仲美、陈用卿、陈子畦、惠孟臣、陈辰等。陈仲美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开创了壶史先例。他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且用行书取代楷书，增加了作品的文气。在这之前，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惠孟臣是对紫砂壶在欧洲的流行有最大影响的艺人，他第一个制造梨形壶，其中一些随中国茶叶初次介绍到欧洲的同时就远销欧洲，以致于英国陶工开始自行制造茶壶时，均仿效惠孟臣的梨形壶。
紫砂壶各个发展时期
草创期
16世纪以前，即从北宋中期到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片复原的器皿，是所见最早的紫砂壶实物标本。明代正德年间的作品多为自然形的树瘿壶，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金沙寺僧和龚春。
第一期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即从万历年间道明代末年。这时期名家辈出，壶式千姿万态，特别注意筋纹器的制作，这种风气延续到18世纪以后。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时大彬和徐友泉。
第二期
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末，即从清康熙到乾隆晚期。自然形壶、几何形壶、筋纹器和小圆壶(即水平壶的前身)这四类壶形都有烧制，筋纹形壶已开始被自然形壶所取代，自然形壶收到欢迎。同时较注意壶面的装饰，更多在壶面施釉或加彩绘装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陈鸣远。
第三期
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即从清嘉庆到光绪年间。这个时期文士与紫砂艺人交往甚密，出现了在壶上篆刻书画的风尚。紫砂壶造型比较简单，为在壶的平面上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陈曼生和杨彭年。
第四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紫砂壶生产更为商业化，壶上开始印有店号标记。自然形、几何形、筋纹器和水平壶四类茶壶大量畅销，精心制作的艺术性高的壶在减少，但也不乏佳作的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陈寿珍和冯桂林。
第五期
20世纪中叶至今，即现当代。战乱多年以后，紫砂壶生产逐步恢复。四类壶形续有生产，新的品种日渐增多，仿古和创新兼备，在装饰上出现金丝银线镶嵌等新工艺，紫砂壶创作保持传统，推陈出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顾景舟和蒋蓉。
紫砂壶的起源
紫砂壶,是中国特有的，集诗词、绘画、雕刻、手工制造于一体的陶土工艺品。紫砂壶的原产地在江苏宜兴,故又名宜兴紫砂壶。紫砂壶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国大地范蠡，就是那位功成身退的与西施一起退隐江湖的“陶朱公”。数来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紫砂做成壶，那还是明武宗正德年间以后的事情。从此蔚成风气，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翻新，五百年间不断有精品传世。发展到今天，可谓巧夺天工，技绝寰字。
尧臣、蔡襄、苏东坡这些大文豪都留下了一些咏茶名篇、名句。其中梅尧臣的“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堪称千古绝唱，讲的就是用紫砂陶壶烹茶。当然最讲究、最有创造精神的要数苏东坡了。他总结出“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用活水、江流深水煎茶，味道会不同凡响，更加清醇清远。到了明代饮茶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95年张源撰写的《茶录》对沏茶的程序，做了详尽的介绍：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汤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两壶后又用冷水汤涤，使壶凉洁，不则减茶香矣。” 这与今天的沏茶方法没有什么不同。 烹茶演变为沏茶，对茶壶的质地要求就相对高了，通过千百年来的实践，人们发现，用紫砂壶泡茶，茶味隽永醇厚，由于紫砂壶能吸收茶叶汁，用的时间愈长，泡出的茶叶味道就愈好。于是，紫砂壶也就应运而生，制作紫砂壶的高手、名家、大师也就一个个走到历史的前台，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与紫砂壶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龚春(供春)。 “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缸，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所谓供春壶也。”(吴梅鼎：《阳羡瓷壶赋·序》) 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 可惜供春壶已不得见，现在流传的供春壶多是仿品。当代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价格也在20万港币左右，足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龚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时大彬的紫砂壶风格高雅脱俗，造型流畅灵活，虽不追求工巧雕琢，但匠心独运，朴雅坚致，妙不可思。他的高足徐友泉晚年自叹：“吾之精，终不及时(时大彬)之粗也。” 徐友泉，手工精细，擅长将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做成紫砂壶，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传说，徐友泉幼年拜时大彬为师学艺，恳求老师为他捏一头泥牛，时不允。此时一真牛从屋外经过，徐急中生智抢过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对着真牛捏了起来，时大加赞赏，认为他很有才华，于是欣然授其全部绝活，后来果然自成一家。以上四人为第一期时代的紫砂壶大师。 第二期紫砂壶大师为清初人陈鸣远、惠孟臣。 陈鸣远以生活中常见的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菇、荸荠的造型入壶，工于精雕细镂，善于堆花积泥，使紫砂壶的造型更加生动、形象、活泼，使传统的紫砂壶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艺术品，充满了生气与活动。同时，他还发明在壶底书款，壶盖内盖印的形式，到清代形成固定的工艺程序，对紫砂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陈鸣远的作品出神入化，名震一时，故仿品、赝品大量出现。顾景舟先生说，从少年习艺，直至暮年，半个多世纪中他也只见到几件真品，收藏家要特别小心以防走眼。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惠孟臣，长于制作小壶，以小胜大。孟臣壶以竹刀划款，以器盖内有“永林”篆书小印者为精品。 第三期紫砂壶大师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 陈鸿寿，是清代中期的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艺术主张创新，他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要见“天趣”。他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紫砂陶艺。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他凭着天赋，随心所欲地即兴设计了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壶，为紫砂壶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与杨彭年的合作，堪称典范。
现在我们见到的嘉庆年间制作的紫砂壶，壶把、壶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陈鸿寿设计、杨彭年制作的，后人称之为“曼生壶”。陈鸿寿使紫砂陶艺更加文人化，制作技术虽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对后世影响很大。 杨彭年首创捏嘴新工艺，他不用模子，信手捏来，随意而成，颇具天趣。乾隆以后，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颓势，紫砂壶的制作也愈来愈不景气。 值得一提的是嘉道年间的邵大亨，他为陈鸣远以后的一代高手，其它如邵友兰、邵友廷、蒋德休、黄玉麟、程寿珍诸人，则一代不如一代。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很少创新，制作工艺也日渐草率荒疏。当代的紫砂大师，首推顾景舟老先生，顾老潜心紫砂陶艺六十余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传遐迩。其余如朱可心、高海庚、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徐秀棠、李昌鸿、沈蘧华、顾绍培、汪寅仙、吕尧臣、徐汉棠、蒋蓉等也各自身怀绝技，各有专长，皆为一时俊才。
紫砂壶历史之振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六年间，紫砂生产一直徘徊不前。即使生产量最大的1954年，全年烧窑14窑次，仍比1948年的20窑次下降了30%。
紫砂行业的不景气，使得从业的紫砂艺人看不到希望。1951年，连身怀绝技的顾景舟都在徐汉棠的陪同下去上海找其他工作了。他经人介绍，想进天源化工厂，考试已经合格，只是因为体检时发现有肺结核而未被录用。这病，对于顾景舟是不幸，然而对于中国紫砂业却是一大幸事!要不然， 中国将又多了一名平凡的工程师，而少了一位天才的紫砂艺术大师了。
中国紫砂业向何处去?历史选择了——违背规律的大一统。
根据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从1954年起，国家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属于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紫砂业亦概莫能外。经在紫砂行业内叱咤风云的葛德和、利永、陈鼎和、铁画轩等紫砂企业，或者停业，或者被公私合营了;而从紫砂器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家庭作坊从事个体劳动的紫砂艺人们，破天荒地第一次被组织起来，从事整齐划一的集体劳动。
1954年10月，第一家紫砂生产集体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紫砂工场建立了。以后，几经变迁，包括吸收私营企业入社和与公私合营的陶器厂合并等，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到1958年10月，终于形成了唯一的县办大集体企业——宜兴紫砂工艺厂，实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
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对紫砂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
1.经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据徐秀棠《中国紫砂》记载：1958年“大跃进”，紫砂生产合作社在短短的半年中，招收徒工近千名。原有的五幢厂房不够用，便安排分三班生产，临时搭建草棚宿舍，便于三班轮流休息睡觉，并提出‘一步登天上大学，三天学会高级工艺品’ 的口号，产值、产量逐日增长甚至翻番。即使是刚进厂的徒工，也打破常规，取消基本功培训，立即归入生产班组，计算产值，从事实际生产。”其结果是： “产量迅速扩大，但质量却直线下降。老艺人出样的品种有：双线竹鼓壶’、‘牡丹壶’、‘蛤蟆莲蓬壶’等，价格不菲，然而经徒工大量仿制，便成质次价高的‘劣质高档工艺品’，因而无人问津，闲搁在仓库内”。“高烧”退了以后，“1960年起精简职工，到1 963年底，紫砂工艺厂的从业人数578人，仅为1958年的28%”。(倪洪林《紫砂鉴赏及收藏》)
经过这一番折腾，紫砂业元气大伤，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两三年安耽日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砸烂一切封资修黑货。花盆当然是不能生产了，全厂上下不管手艺高低，艺人们无一例外地都被投入至面向大众的产品生产中去。”(徐秀棠《中国紫砂》)一些著名艺人还受到了冲击，如顾景舟“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并受到批判，还有人污蔑他在抗战时期干过伪保长，把他制作盖有底印的小花盆示众，大字报上注明为资产阶级服务。” (徐秀棠、山谷《紫砂泰斗顾景舟》蒋蓉则更惨， ， “作品被说成封资修黑货，白天做茶壶，下班还要扫厕所，当搬运工，十年没有搞出一件创作。”(李予《六十八岁的新嫁娘》)
2.工业化大生产对紫砂传统技艺的伤害。几百年来，紫砂制作不管是粗货、细货还是特艺品，均系纯手工制作。然而受“大跃进”的影响，紫砂工艺厂也适应潮流想多快好省地提高效率，在紫砂成型方面，开展了所谓的技术革命和发明创造。刘汝醴、吴山《宜兴紫砂文化史》的“大发展的年代(1958年至今)”一节中，在“紫砂工艺的技术革命和发明创造”的小标题下，满腔热情地赞颂道：
“实行全面模型成型。成型模型化是扩大紫砂工业生产的重要手段：紫砂工人以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完成了大批模型的翻制，实现了全面成型模型化的计划。生产效率普遍提高了2-8倍。
注浆法试验成功。注浆生产是紫砂艺人多年来的美好理想。全厂艺人和技工采用边生产、边试验、边改进的办法试验成功。注浆法操作简易，产量高，泥质细腻，色泽鲜明，规格统一。”
今天看来，这些成型模型化、注浆工艺等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工业手段，恰恰侵蚀、改变了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紫砂陶这一民间手工艺品强调个性和艺术差异的内涵，使得艺人的艺术创新精神受到阻断，手工技艺含量降低，紫砂壶宜茶与紫砂花盆通气的性能也同时被阉制。长此下去，紫砂陶将面临被摈弃或变质的境地。
紫砂器的兴衰
唐宋，紫砂器出现时，并不黑普及，器物只有壶、罐等类实用器皿，也黑不丰富。入元，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目前并无这时期器物的发现，传世品也没有，只留有一些文献记载。元蔡司沾在《霁园丛话》中有记：“余(我)于白下(今南京市内)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是元末高士孙道明，“清隐”是他的号，因好茶道，故取斋名叫“且吃茶处”。据这段话可以知道，元代是有刻铭紫砂茶罐的传世。而从各方面情况来看，紫砂器在元代也尚未普及开来。
明代，紫砂器的发现和传世逐渐多起来，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考古发现的紫砂器有壶、罐、碟、匙等，以壶为主，至于传世品，则多为壶。综括这时期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明代主要的紫砂器是壶，其他器皿并不发达，但其他器皿已经逐渐丰富起来，这些器皿，不仅种类齐全，还形成了一些像紫砂壶门类一样的其他叼住种类，如紫砂花盆、紫砂罐、像生器、塑像等等，紫砂器进入了全盛期。
我们知道，陶器在我国早期社会，尤是原始社会中，是一种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必须品，但自瓷器发明后，它便逐渐退于其后，大概是自汉以降，六朝架麦，瓷器就渐渐取代了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其后，固然又有陶器新作——唐三彩风靡有唐一代，但入宋便即式微。紫砂器，作为陶器的一种，却竟在这陶用衰退之际出现，并在明清时候崛然而起，并盛行迄今，确实是人所意想不到的。而从上述紫砂器的整个兴盛过程来看，它是由紫砂壶的发展而带动起来的。这种状况，清以降，至今，仍一直如此。
紫砂壶，作为一种叼住的茶具，它的兴起，除了与我国茶具的发展需要和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功用外，还与当时的社会时尚及其他的艺术化等诸方面因素有关。
我们知道，茶最早是源于我国。它最早是被我们的祖先用作药材，其后因发现它有多种好处，逐渐用作饮料。据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兵，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
茶是始于传说中的神农时代，约相当于原始社会时期，周代，已经出了名，后来，又经过齐国晏婴、汉代杨雄、司马相如、三国吴韦曜、晋代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和左思等人大力提倡，到唐代，便大为盛行起来，成为长安洛阳两都和湖北四川等地家家户户都饮用的东西，从而逐渐在全国普及开了。尔后，又经过宋元明清的发展，饮茶逐渐成了国人的一种饮食习惯。饮茶，需要茶具。
早在汉代，人们已要求“烹茶尽具”了，其后各代，饮茶习惯的不同，用具也不同。晋代，人们用茶，和用汤差未几，常将茶和葱、姜、桔子或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煮着吃，如魏张揖《广雅》说：“荆巴(今四川、湖北一带)间采荚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即烤)，令赤色，捣末置磁器(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 (màO调在一起的意思)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烹，据左思《娇女诗》是“吹嘘对鼎 ”，用鼎煮;饮，据弘君举《食檄》，是“三爵而终”，用爵饮，也有陆羽《茶经》追溯的“以瓦盂盛茶”，用具尚为一般的器皿。唐代，饮茶还是煮茶，也要在茶中加入适量的盐、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调味品，便用具已相对讲究，据陆羽《茶经》，煮，用“ (即釜、锅)，以生铁为之，”盛，用“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装)二升”，饮，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因瓷碗有时烫手，有的凼凼还用茶托。
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具体记载了当时人们饮茶的一些情况：“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宋代，人们用茶与唐有所不同，是先将茶碾成碎末，再用汤水浸渍而饮，煎水时，也加调味品，但已不似唐代那多么，以加姜为主。至于烹具，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然，晚世瀹(yuè，浸渍的意思)茶，鲜以鼎镬(huò没有足的鼎，也是锅)，以瓶煮水。”煮，已由锅改为瓶，这种瓶，实际上是一种叼住的小碗，它敞口敛底，小足，下面还承有盏托，叫盏。因宋人时尚斗茶，即喜欢比看谁会浸渍茶水，要求浸渍出来的茶色不仅是白色的，而且还不能在盏上留有水渍，斗茶也斗是“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并以茶色来喻“励志清白”。而“茶色白，宜黑盏”于是特别流行一种黑釉一盏。元代，饮茶又与宋代略有不同，把茶在盏中浸渍改为在罐中泡，元蔡司沾《霁园丛话》所说的用紫砂罐泡茶便是例子。
到了明代，人们用茶则完全与以前不同，茶用叼住的茶具壶泡而饮，明人张源在《茶录》中记载有当时人们泡茶的程序：“探汤熟练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两壶后又用冷水荡涤，使壶凉洁，不则减茶香矣。”是先煮好水，倒入一点热壶，又倒出，然后再放茶冲泡，一般只冲两壶，之后，要用冷水洗壶，保持干洁以免再泡茶时味道不正。明代取壶泡壶，主要是由于这时期所用的茶与前朝不一样，明以前，制茶多为饼茶，加调味，一定需要煮开才得味，明代，用的主要是芽茶(又称散茶或叶茶)，又不加调味，为清茶，宜泡不煮，正如明人陆树声《茶寮记》所说的：“古茶用团饼，碾屑味易出，叶茶躁则乏味，过熟则味昏底滞”，只能泡饮。因壶不仅容量适中，能保温，又有口供冲水，有流供倒茶，还有把供提注，于是人们便选取它来当泡茶的用具。
考察壶的历史，明代以前，它主要是用于盛水、酒浆或粮食等，有时也用作“投壶”(古代的一种宴饮之制，席间，置一壶于当中，以矢投之，以中之多寡决饮否，流行于周至汉代)和“悬壶”(即以壶装药，悬挂于街头以表示为医所用，亦为汉以来的古代所用)等，却从未见有“茶壶”的记载，只有入明二回，才见到“茶壶”的记载，如明人冯可宾《 茶笺》记载：“茶壶，窑器(即瓷器)为上，锡(即锡器)次之。”这样，一种叼住的茶具——茶壶遂由此产生。明代以来，以壶泡茶，一直是人们的主要用茶方法，迄今，人们还是以壶泡之，以杯盛之，款款而饮。
宜兴，周代称荆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架麦置县，称阳羡县，西晋，晋怀帝为表彰当地人周 三兴义兵，特将其置为义兴郡，但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又废郡设县，仍称义兴县。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为了避宋太宗赵光义的名讳，才改义兴为宜兴，方得今名。这个凼凼，地处太湖边沿的江苏省南端，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其地因枕山濒湖，故丘陵起伏，河汊纵横，不但土地肥沃，而且还天气温顺湿润，十分适宜植物生长，故自古以来也是产茶区。它种植茶叶大概始于东汉，三国时已有“国山 茶”名闻江南，而到唐代，宜兴产的“阳羡茶”又被列为贡茶，更是多誉全国。据说，当时“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为了及时地将阳羡新茶送往京都长安，唐朝在宜兴特设“茶舍”、“贡茶院”督茶，然后由驿道转递，由快马昼夜兼程送往长安，以供朝廷开“清明宴”，谓“急程茶”，诗人皮日休有诗说：“丞相当思煮茗(茶)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郡去国三千里，莫笑贵妃爱荔枝”，将它比与杨贵妃吃岭南荔枝故事。唐二回，宜兴宋元的“雪芽”、明的“ 茶”都黑有名气，逐渐发展成了我国东南地区的主要产茶区，誉为“茶洲”。宜兴即为产茶区，茶事当黑盛，茶具之作自然也黑发达。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唐代有紫砂“熟盂”，北宋有紫砂壶、罐，元代有“紫砂罐”，都是一些与茶事有关的用具。
据传，今在紫砂壶中，有一种壶是由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叫“东坡壶”，它作三杈树梁式，其梁与宋代煎茶具上所用的树杈梁黑相似。如宋刘松年月的《撵茶图》，其画中所见到的灶上具，正是作此三树枝藤状。我们知道，宋代饮茶需煮，而器在火上烧，要提取，当然是安上提梁最为安全与撇脱。苏东坡曾经去过宜兴，也有诗曰：“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但说紫砂提梁壶是由苏东坡发明却未必，盖由宋器传承发展来而已。所有这些，都为明代紫砂茶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讲紫砂器的起源时，已经知道对紫砂器的起源有这么一种说法，以为紫砂器起源于明代，实在是混淆了紫砂器和紫砂茶壶的起源。由于叼住的茶壶是在明代出现，紫砂茶壶也只能在明代才出现。至于北宋发现的紫砂壶，其虽作壶但并不是叼住的茶壶，而可能是作煮水之用，与宋代专作烧水的“瓶”相同。而明代的紫砂壶是从紫砂器中脱颖而出的。这一点明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已说得较明白：“僧(即金沙寺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明代紫砂壶的发展
紫砂陶又称紫砂器或紫砂陶器，是我国独特的陶器工艺品，以造型多样，色泽古雅，质坚耐用，技术精湛而著称于世。最明显的特征，是用较粗的紫砂泥烧制，多呈紫红色，一般不施釉故称紫砂陶器。在紫砂制品中，最为突出的是紫砂茶壶，无论地下出土、世间流传，大部分是茶具。因为紫砂茶壶式样多种，各有特色，不仅富于民族风格，而且具有：用开水沏茶，冬不易冷，夏不灸手和泡不走味，贮不变色，盛夏不易发馊等特殊功能。所以博得人们“一壶在手，爱不忍释”，高士名儒更视为“拱璧”。特别推崇，极力提倡，因而茶壶成了盛行的上品，数量多，流传广。
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做工粗糙，变化很少，形制仅有高颈、矮颈、提梁和六方长颈等，一九六六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极大。这时的紫砂壶、把、嘴、身采用铆接法，与明中叶后流行泡茶用的紫砂壶差别较大。
明代是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的工艺体系的时期，尤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讲究规正精巧，名家名壶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入宫廷、出海外，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紫砂陶品种繁多，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成为传世精品。
据明朝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创始》“创始”一节及《宜兴宗旧志》的“艺术”一章记载：金沙寺(宜兴湖父镇西南，为唐相陆希声山房)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已经难以查考。据推测大概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间。
其后在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据《阳羡茗壶系》的《正始》云：“……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内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供春所制紫砂茶具，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薄而坚，负有盛名，张岱《陶庵梦忆》中言道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其所作树瘿壶(亦称供春壶)为世间珍宝，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他也是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壶艺大师。金沙寺和供春所生活的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由此也被看作为宜兴紫砂产品真正形成工艺体系的时间。
在嘉靖到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艺人有董翰、赵梁、时朋、和元畅四人，并称为“名壶四大家”。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壶最著称，赵梁所制壶多为提梁壶。这些名家均以造型的艺术化取胜。嘉靖后，出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家。创作出了多款壶型，流传至今。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自斟自饮的茶风，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这也促使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化，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壶的容量就只有450毫升，较之宋代窑址所出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壶，只及四分之一。所以，紫砂壶体的小型精巧化是当时总的趋势。
冯可宾所著《茶笺》中说：“茶壶以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阳羡茗壶系》也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翕啜，以尽色香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这种饮茶方式，具有色、香、味三者兼顾的要求，就为紫砂壶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调。同是紫砂壶也开始胜过了银、锡或铜制的茶壶，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茶时必备之物。所以，《阳羡名壶系》中又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明代文人李渔也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明代中叶，制壶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技术精湛，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在当时就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誉。以时大彬为代表，所制茗壶，千态万状，信手拈出，巧夺天工，世称“时壶”、“大彬壶”，为后代之楷模。有诗曰：“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而据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记载“……始万历间大朝山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朽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制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
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经验，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经他的总结力行，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这样的赞颂，唯时大彬足以当之。几百年来，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佰夸、陈用卿、陈文卿、闵鲁生、陈光甫、邵盖、邵二荪、周俊溪、陈仲美、沈君用、陈君、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陈君盛、陈辰、徐令音、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葭轩和郑子候等。可以说是名工辈出，各有绝技。
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龙旦”、“印花”、“菊花”、“圆珠”、“莲房”、“提梁”、“僧帽”、“汉方”、“梅花”、“竹节”等造型层出不穷。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开创了壶史先例。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且用行书取代楷书，增加了作品的文气。在这之前，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烧成后壶色光润，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万历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公元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他所制作的茗壶，形体浑朴精妙，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壶”，其后仿者更多。署款铭刻开始盛行，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
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明代前期的“匠户制”，已较元代松懈，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实行了“轮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终于废除了轮班制，改为征银制度，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据《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2年)，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鸿”，“沿贾扬帆而晓夜行”，“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被称为中国的“红色瓷器”、“朱砂瓷”，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以上信息由爱茶网收集整理。
清代紫砂壶的发展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其中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时人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开创发扬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手工工场的出现令分工日趋细密，技艺逐渐完善，至清末鼎蜀一带出现“家家做坯，户户务陶”的繁荣景象。清代的紫砂在选料、配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各方面均优于明代。
清中叶以后，文化参与紫砂壶的制作，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交替运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变化丰富。文人参与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发展以极大的推进。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爱好紫砂壶，精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为振兴陶业，手绘十八种壶式，即曼生十八式，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为他制壶，又邀文人好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高雅的陶艺作品。这个时期在壶身题款成为风尚。由艺人杨彭年制作、名家书刻铭文，风格古雅简洁，这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制作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清末紫砂壶的壶形和装饰，在该阶段愈加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工艺追求简洁，壶式结果取材于自然的瓜类并配以简单线条，极为精巧。邵大亨创作的鱼化龙壶灵巧可爱，盖上龙头可活动，龙舌能伸出;百果壶匠心独具，壶身圆形，上贴白果、瓜子、栗子、红枣等各式瓜果，以莲藕为壶嘴，菱角为壶把;还有竹节提梁壶。太湖石提梁壶等。黄玉麟将古代青铜器和陶器艺术特色融化到紫砂壶的制作中，技艺精湛。至清朝晚期，题款、以壶赠友成为时尚，壶价日高，贵于金玉，《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兴)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名贵。
明清时代，亦多用龙窑烧造紫砂陶器。清代前期宜兴龙窑约有四、五十处，除分布在鼎蜀镇周围外，青龙山南麓和北麓、任墅石灰山、川埠宝山寺及上袁、潜洛、汤渡等地均有。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我国“南洋第一劝业会”，其宗旨是为奖励农业，振兴实业。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奖。
紫砂壶的发展史之成熟期
紫砂巨匠时大彬调砂提梁大壶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是宜兴紫砂壶的成熟期。此时，从原料开采、加工处理、成型、烧成紫砂壶都已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紫砂壶的色泽，由于各人对泥料调配方法的不同，朱有浓淡，紫有深浅，黄有老嫩;产品设计及成型工艺日臻完善，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紫砂圆器方器规矩严谨，周正挺括，器型生动逼真。紫砂壶卓越的实用功能为世人所知，“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紫砂壶不仅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也受到文人士大夫与皇室贵卿的喜爱。
其间出现了许多著名工匠，有李茂林、时大淋、李仲芳、徐友泉等。更以时大彬为代表，被称为紫砂巨匠的时大彬，作品“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他继承前辈的技艺，对紫砂壶的泥料配制、造型设计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时大彬制壶，早期都是大壶，朴雅典重。自从他游娄东，听到陈眉公，瑯琊、太原诸公品茶之论后，才改制小壶。时大彬风格的改变，影响了不少制壶艺人，如惠孟臣以专造小圆壶出名。
《阳羡茗壶系》中曰：“壶供茶真，正在新泉活水，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意即一边冲泡一边品评)，以尽色香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现在我国闽南及广东潮汕地区仍保存着这个风俗，即功夫茶。
从明代文人倡导用小壶，每一客壶一把自斟自饮的习俗以后，使品茗人逐渐养成了盘壶、养壶的习惯。紫砂光而不滑，细而不腻，传热缓慢，用手抚摸盘玩砂壶，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触觉享受，这种感觉与玩玉器相类似。文人们用诗表达了他们的感受：“一壶满贮碧石芥，摩挲便觉胜饮醇”–陈维崧，“拂拭经时不释手，童心爱玩仍孩提”–高士奇。
紫砂壶的发展史之高峰期
明末清初圣思款紫砂桃杯
由十七世纪上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历经明末、清、民国初年约三百年的时间是紫砂壶的黄金期，也是紫砂工艺史上百品竞新的高峰期。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施了许多有利于手工业发展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手工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宜兴紫砂进入高峰期的标志，首先是紫砂名匠辈出，在壶家妙手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之后，有欧正春、蒋伯夸(时英)、惠孟臣、陈鸣远、杨彭年、邵大亨、黄玉麟、俞国良、项圣思等数十人之多。
其次，宜兴紫砂工艺的造型和装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艺人们熟练地掌握了紫砂泥料的特征，采用泥片镶接成型的方法，创造了种类多样的各式茶壶造型。从紫砂壶的造型上可以看到铜器、玉器、漆器及家具工艺的影响，特别是明式家具在生产工艺及造型处理手法上，对紫砂壶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紫砂壶的原料是泥，但它的泥片镶接成型方法，却木器的成型工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紫砂壶成型时用来砑光泥坯的工具，是用牛角制成的薄片，称为“明针”，类似油漆家具时用的传统批灰刀;另外，紫砂造型上线角处理手法与明式家具的式样也有着共同的特征。受文人趣味及宫延趣味的影响，紫砂壶上的装饰几乎集陶瓷器装饰之大成，除紫砂泥丰富的肌理色泽外，有印、贴、雕、镂、彩、釉、刻等手法。
再次，宜兴紫砂的认知面不断扩大，上自皇室宫廷、文人雅士，下到庶民百姓，街坊市井，竞相选用紫砂壶来沏茶品茗，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竟求鸣远碟”的赞语。
二十世纪初，宜兴紫砂工艺陶作品参加芝加哥、马拿马等国际博览会，多次获得金奖，刺激了该行业的生产发展。1918年在蜀山镇建立了“江苏省立陶业工厂”，1932年紫砂行业从业人数增至六百多人，全年共烧140多窑次，生产普通茶壶约200余万件，产值约占宜兴陶瓷业的15%。当时紫砂作坊分布于蜀山、潜洛、上袁等地，仅蜀山就有六条龙窑烧制紫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销售日本、南洋、西欧诸国。
紫砂壶的发展史之复兴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间连年的战乱，民不聊生，紫砂行业也跌入了低谷。1933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祖国大好河山惨遭蹂躏，交通断阻，市场萧条，宜兴窑场大半倒毁，陶工纷纷失业，陶瓷生产每况愈下。紫砂从业人员或是改行，或是上山砍柴下田耕种，过着贫困的生活。
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紫砂行业仅剩20余名工匠，烧制紫砂的龙窑也仅存一二条，被称为“一年四季太平窑”，全年也就只烧三四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1年~1953年，在政府扶持下，成立“宜兴紫砂产销联合营业处”，统一组织生产、销售，紫砂壶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并由分散经营逐步向联合经营过渡。
1954年10月，紫砂艺人裴石民、吴云根、朱可心、施福生、范正根、邵六大、范祖德等七人组建紫砂工场，录属于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承制中国美术家协会订购的高档茶具。1955年组建“宜兴县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并招收首批艺徒20余名;1956年又招收艺徒40余名，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任淦庭、朱可心、顾景舟、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蒋蓉担任技术辅导员，为紫砂业的鼎盛培养了技术骨干和专业人士。60至70年代曾先后招收艺徒数批计800余人。出生于上世纪，本世纪初的七名艺人对当代紫砂陶艺的繁荣作出杰出贡献，他们不仅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紫砂壶，还将他们的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培养了一大批紫砂技艺的接班人。他们在紫砂陶艺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自50年代开始，独具特色的宜兴紫砂受到国内工艺美术专家和书画家的重视和关心。著名工艺美术家陈之佛、高庄、张仃及画家亚明、唐云等先后到紫砂厂指导，厂方也先后选派优秀青年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南京艺术学校深造，毕业后充实到技术队伍中，提高了专业人员文化素质及专业水准，使创新作品更适合国内外市场需求。
1966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成立中心试验室，由顾景舟负责，成员有徐汉棠、潘春芳、高海庚，负责产品设计、技术革新以及对青年技工的技术培训，促进了紫砂技艺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为紫砂陶鼎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紫砂壶的发展史之滥觞期
嘉靖海棠形提梁大壶
宋元至明初，首次出现了一种用于盛水煮水的无釉砂器，这是宜兴紫砂器进入滥觞期的标志。
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的新建隧道窑工地发现的“羊角山紫砂古窑址”附近挖掘出早期砂器的废品堆积。其中有大量壶身、壶嘴、壶鋬和器盖，特别是发现了相当一部分有捏塑龙头形装饰的壶嘴，这与宋代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完全一致。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蒋赞初先生认为，羊角山古紫砂窑的年代“约可推定为宋代。而主要烧造的年代可能是南宋，其下限则可能延续至元代”。从出土的砂器胎质、工艺手法及造型特点等方面分析，可以判定是明代以前的产品。出土的壶类色泽为紫红色，有高颈壶、矮颈壶及提梁壶三类。泥质较粗糙，产品表面致密较差，常有火疵痕迹，显然是属于早期作品。
唐代以前，尚未见专用于饮茶的茶具出现，饮茶用具与食器大概是混用的。宋代茶具基本承袭了唐代体系，流行用金银等金属制作器皿，但风格更为富丽堂皇。到了明清，茶具又转为推崇陶瓷质，呈现一种返朴归真的趋向。《阳羡茗壶系》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这是因为宜兴紫砂壶能发真茶之色香味，砂壶无釉无彩，正合当时文人学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
宜兴更是盛产名茶，早在唐代，宜兴名茶就列为贡品，唐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乃是称赞宜兴茶的千古绝句。正是茶与壶的密不可分，也促进了紫砂壶的起源，并使其得到迅速发展。
结语：以上就是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有关紫砂壶的发展知识，看完本文你现在都清楚了吧。如果我们真的爱紫砂的话，这样就更加需要了解哦。同时，养壶也是非常重要的哦。